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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杭州黨史（1921-1949）
杭州是浙江省的省會，我國七大古都之一，具有悠久的歷史。杭州以其秀麗的自然風光和獨特的人文風貌，成為我國東南沿海的重要風景旅遊城市，吸引著古往今來的海內外各方人士。杭州地理環境優越，交通發達，經濟繁榮，文化源遠流長，素有“魚米之鄉”、“絲綢之府”、“文物之邦”等美譽，“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之諺，一直廣為流傳。
杭州位於浙江省的西北部，東臨杭州灣錢塘江入海口，南接紹興、金華、衢州，北鄰湖州、嘉興，西連安徽省。杭州的行政區劃歷史上幾經變更，至2002年8月，共轄上城、下城、西湖、江幹、拱墅、濱江、餘杭、蕭山8個區和臨安、富陽、建德3個縣級市及桐廬、淳安2個縣。市域總面積16596平方公裡，其中市區面積3068平方公裡。
早在5萬年前，杭州就有古人類智人生息繁衍，四五千年前產生瞭燦爛的良渚文化，是華夏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杭州的名稱在歷史上屢經變更。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就開始在這裡設置錢唐、餘杭兩縣，同屬會稽郡。隋開皇9年(公元589年)置杭州，“杭州”之名始於此。五代時，吳越國定都於此，時稱西府或西都。宋王室南渡後，先以杭州為行在所，後正式定為首都，升杭州為臨安府。元時，臨安府改名杭州路，“杭州”的名稱一直沿用至今。
明朝中葉以後，杭州開始出現瞭資本主義萌芽，在絲織行業中尤為明顯，有的作坊擁有機織四五具，雇工十數人。明清時期，杭州的工商業有所發展，除傳統的絲綢生產外，曾出現“五杭”，即杭剪、杭扇、杭粉、杭線、杭煙等手工業名特產品。1840年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強迫清朝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攫取瞭政治、經濟、軍事等各種特權，迫使中國逐步走上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難歷程，杭州也難逃此厄運。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前的近80年，杭州社會近代化的進程，不是依照自身發展的規律，而是隨著西方列強對杭州浸淫的不斷深化而被動地進行著。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俄、英、法、意、美等國把勢力范圍從上海、寧波擴展到杭州。1895年3月，中日甲午戰爭後，清政府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杭州被辟為通商口岸。1896年3月，日本在寶石山麓石塔爾頭設立駐杭領事館。同年8月，清政府在拱宸橋地區設立通商場，占地1800畝，其中北半部辟為日本租界，面積約900畝。租界內，一切行政、司法權都為日方占有，成為“國中之國”。8月25日，杭州海關正式開關，關務實權由英國人操縱。11月，英美等國按有關“利益均沾”條款，享有“治外法權”，要求在拱宸橋通商場內租地經營，浙江巡撫照準。至1897年3月，除日本以外，各帝國主義列強在杭州通商場內租地的有：英國、美國、法國、意大利和瑞士等。繼日本在杭建立領事館之後，英國於1897年在拱宸橋、美國於1904年在錢塘門外，分別建立領事館。
從1896年開始，西方列強將本國的商品大量傾銷在杭州的城鄉各地，洋貨充斥市場，尤其日本，在拱宸橋租界內開設瞭首傢工廠，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動力和原料，就地傾銷商品，更加重瞭對杭州人民的剝削與壓迫。
在政治上經濟上加緊對杭州進行侵略的同時，西方列強在思想上文化上也不斷滲透。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意大利、法國所控制的天主教在杭州活動頻繁。英國、美國控制的基督教聖公會、內地會、浸禮會、南北長老會等也在杭州建堂傳教。外國教會和傳教士在杭州開辦教會學校、醫院，設立慈幼、養老等機構，為各國列強在華利益及宗教傳播、文化滲透等服務，其主要目的是根據本國侵略的需要，傳播奴化思想，消除民眾的反抗意識，奴役民族的精神。
隨著西方列強侵略的不斷加劇，杭州的社會結構發生瞭深刻變化，一方面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逐漸解體，導致一部分農民失去土地，一批手工業者破產，為杭州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生和發展提供瞭勞動力市場；另一方面城鄉商品經濟有瞭部分發展，給資本主義造就瞭一定的商品市場。
19世紀60年代，在“自強”、“求富”口號下，清政府興辦瞭一些軍事和民用企業。1876年在杭州設立機器局，有產業工人20人，能制造銅帽、開花彈、火雷和鑄造小炮，並修理槍械，這是杭州近代首批產業工人。後來浙江巡撫劉秉璋在杭設浙江機器局，制造槍枝彈藥，有產業工人50餘人。
杭州近代民族資本主義企業始於1889年，從創始人來看，最大的幾傢均由富商創辦，且都與官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如吳興人、候補四品京堂龐元濟和杭州殷富、江蘇特用知縣丁丙，籌集號稱40萬兩(白銀，下同)的股本，向國外訂購紡紗機器，在拱宸橋運河西岸開始籌建通益公紗廠，經8年籌辦，於1897年正式開工。全廠有1．5萬紗綻，雇傭工人1200人。1899年，蕭山士紳陳光穎和嵊縣富商、候補同知樓景暉集資55．9萬兩，在蕭山縣西門外姑娘橋建立起通惠公紗廠，有10376紗綻，雇傭工人1100多人。通益公紗廠、通惠公紗廠和寧波通久源軋花廠，當時被稱作浙江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的“三通”，在全國有一定影響。此外，龐元濟和丁丙還於1895年在拱宸橋畔創建瞭杭州最早的繅絲企業——世經繅絲廠，資本30萬兩。1897年，陸肖眉等人在杭州館驛後創辦浙省電燈公司，後由裘吉生接辦，改名為“杭州電燈公司”，次年遷址葵巷，開始向城區供電，這是杭州最早興辦的電力工業企業。1900年，候補知縣莊得之在拱宸橋丁公浜開設瞭杭州最早的機器面粉廠，資本6萬兩。20世紀初，清政府推行“新政”時期，杭州創辦瞭杭州印刷廠、通濟佈廠、利用面粉廠、礦燭廠、介和佈廠、豐和石堿廠、祥華肥皂廠、順興榮佈廠、華耀皂廠、鼎和罐頭廠、大恒磚瓦、同裕米廠等13傢企業，資本總額150．2萬兩。1907年1月，省鐵路有限公司在太平坊巷興業銀行內裝“德律風”(電話)，此為杭州有線電話的開始。同年8月23日，蘇杭甬鐵路浙路江墅線，即江幹閘口至拱宸橋新埠竣工通車，全長16．1公裡(1944年江墅鐵路全線拆除)。至清末，杭州的工業資本總額居全國第五位，僅次於上海、廣州、天津、武漢等地。
由於整個國傢已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杭州民族資本主義受到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嚴重壓抑，發展艱難。如通益公紗廠開工後的頭幾年發展比較順利，1898年曾達到年產紗200萬磅，1899年增至300萬磅，但1900年產量猛跌，僅230萬磅，1901年跌至180萬磅。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美等帝國主義國傢無暇東顧，杭州民族工商業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規模上都有瞭長足發展。這一時期，杭州先後創辦瞭緯成、天章、虎林、雲成、文記、新恒等規模較大的絲綢廠；振華、六和、華利、大同、大豐、洽義、華孚、廣生、九華等佈廠；此外還有火柴、碾米、造紙、皂燭、玻璃、制傘、印刷等企業，產業工人也隨著民族企業的發展而迅速增多，至1919年5月前，已有產業工人2萬餘人。杭州產業工人具有以下特點：一是杭州的產業工人最早出現在洋務企業，不象廣州、上海、寧波等沿海城市，產業工人首先產生於外國企業。二是受自然條件的限制，杭州礦產資源貧乏，企業規模不大，主要是輕紡、棉織工業和加工業，幾乎沒有重工業，工人也相對集中於這些企業。三是杭州工人與各地工人聯系較多。西方列強入侵後，客觀上使杭州的鐵路從無到有，水運有所發展，一部分工人由此分散到外地，相互間聯系較多，結成瞭一些小的幫會，如當時在上海、寧波等地的杭州幫、同鄉會等。他們與當地工人共同勞動，相互瞭解，促進瞭杭州工人與全省乃至全國工人之間的聯系。
洋務企業產生瞭首批產業工人，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的出現，則不僅擴大瞭產業工人的隊伍，而且產生瞭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盡管資產階級對封建統治階級存在著嚴重的依賴性，受到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雙重壓迫，步履維艱，然而，他們多少都引進瞭一些西方先進的生產技術、機械設施與管理模式，從而大大提高瞭勞動生產率，推動瞭杭州社會的近代化。
近代西方列強的侵略，不僅給中國社會帶來深重災難，也使清政府背負瞭巨額的戰爭賠款。由於國庫空虛，這些款項被分攤至各地，杭州也不例外。如1842年，設在杭州的省城藩庫被提去白銀80萬兩，名義上由富紳捐助，實際上是以各種名目從勞動人民身上搜利而來的。而1845年後，杭州地區連年遭受地震、大水、大旱、暴風、秋蝗等自然災害，老百姓連半饑半飽的生活也無法維持。再加上日本人在租界和通商場內設警署，與當地的地痞流氓、幫會勢力相勾結，開設煙館、妓館、賭館，荼毒民眾，更使杭州人民苦不堪言。可以說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是近代杭州社會的主要矛盾。
富有革命傳統和愛國精神的杭州人民不堪奴役和壓迫，進行瞭一次次不屈不撓的反抗鬥爭；與此同時，民族資產階級也愈來愈感受到來自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買辦資本勢力的多方鉗制，掀起瞭一次又一次的改良運動和革命運動。人民的反抗鬥爭和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匯合成近代杭州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洪流。
1850年臨安農民為反對封建官府苛重的錢糧賦稅，聚眾起義，沖進縣城，焚毀縣署。1857年5月，餘杭農民不堪忍受官府的盤剝，發動起義，沖入縣城，與清軍展開激戰。1860年、1861年，太平軍曾兩次攻占杭州，數次打敗由英、法侵略者組織的常安軍和常捷軍，特別是第二次占領杭州，建立起以軍事統帥為中心的政權，在經濟、文化等方面也實施瞭一些有利於勞苦大眾的政策，時間達兩年半之久。1902年11月，分水農民在“白佈會”的組織下，以“反清復明”為旗號，發動瞭一場規模較大的武裝鬥爭，曾一度占領桐廬、分水兩座縣城。同年，意大利惠工公司指使曾任道臺的杭州士紳高爾伊出面，設立宏昌公司，準備開采嚴州、衢州、溫州、處州四府的煤礦，並於次年派礦師到桐廬勘探。消息傳出後，四鄉農民群起攻之，礦師和陪同人員無功而返。1907年，蕭山龕山蠶農進行瞭反對清政府增加絲捐稅的鬥爭。這些反抗鬥爭給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以沉重打擊，但由於農民階級既不代表新的生產力，又沒有明確的鬥爭綱領，而且這些鬥爭基本上都是彼此孤立、分散進行，因此，在強敵的鎮壓下，最後都失敗瞭。
與此同時，杭州的產業工人為瞭求生存和改善惡劣的勞動條件與生活條件，參與瞭反帝反封建鬥爭。1903年10月初，杭州銅元局工人要求增加工資舉行罷工，這是杭州產業工人最早的一次罷工。1905年5月，杭州工人參與瞭各界群眾開展的抵制美貨、反對虐待華工的鬥爭，這是杭州工人第一次參加反帝愛國運動。1908年杭州鐵路搬運工人舉行罷工，上書巡撫，抗議清政府出讓蘇杭甬(後改為滬杭甬)路權。此後，紗廠、綢業工人還舉行過數次要求增加工資的罷工。
杭州的手工業一向發達，手工業工人反抗剝削和壓迫的鬥爭歷史較產業工人更早。1845年，仁和縣東左各圖綢紗絨緞業的手工業者為反對封建業主(即作坊主、工場主)的剝削和勒索，推立“行首”，采取“散夥停工”的方式向業主進行鬥爭，要求增加工價(工資)，改善待遇，反對欺壓工人。這是杭州近代最早的手工業工人罷工鬥爭。隨著產業工人的出現，手工業工人的鬥爭進入瞭新階段，成為產業工人不可缺少的支持力量。從1900年到1911年，杭州手工業工人有記載的大規模罷工鬥爭有5次以上。
這一時期工人的反抗鬥爭主要是以自發爭取經濟利益為目的，達到經濟條件的滿足或部分滿足即可，尚未認識到自身受剝削的根源所在，更不可能提出政治要求。工人參與反帝鬥爭，也隻是作為跟隨者而出現，並在鬥爭的過程中明顯暴露出宗派觀念和地方觀念。當時在杭州的工人中普遍存在著因籍貫、職業而形成的行幫組織，這種行幫組織，容易被統治階級或資本傢利用來挑起工人內部的糾紛。
隨著杭州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的不斷增多，民族資產階級力量也隨之發展壯大。1903年杭州商務總會在小營巷(後遷址於保佑坊)成立。1905年5月，上海商務總會召開特別會議，商討抵制美貨事宜，杭州商界代表在會上表示：上海如此協力，我杭必堅持到底。後議出兩條抵制辦法，一是絕來路，不允許美國貨進杭；二是絕去路，組織和發動搬運工人、錢塘江上的船傢，拒絕搬運美貨。同年7月，為抵制英國掠奪浙江鐵路權，浙江工商士紳成立商辦浙江省鐵路公司，決定自辦鐵路，但受到清政府和英國侵略者的阻撓，清政府以路權作抵押，向英國借款。為保衛路權，1907年10月，浙江鐵路有限公司在杭州福聖庵教育總會召開股東大會，通過堅決的鬥爭，迫使英國侵略者同意滬杭甬鐵路由中國人自辦，並不再幹涉路事。在抵制美貨和保衛路權的鬥爭中，民族資產階級不僅積極參與其中，而且逐漸成為杭州資產階級革命的領導階級。
為瞭培養革命力量和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杭州的一些資產階級愛國人士辦報紙、設新學，並掀起留學熱潮。近代最早出現在杭州的報紙是《經世報》，由“興浙會”創辦於1897年8月2日。該報以托古言政為宗旨，主要讀者是知識分子。1901年6月20日，由一些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集資創辦的《杭州白話報》創刊，主旨是批判封建思想，介紹海外華人受虐待和西方諸國如何自強的情況。該報社1903年成為光復會的秘密據點。到1911年杭州光復前，相繼刊出報紙19種。從1901年開始，杭州的社會辦學蔚然成風，除仁和、錢塘教育會創辦的杭州女學堂外，有行業公會出資辦的、有地方工商士紳聯合捐資創辦的、有各旅杭同鄉會辦的，有純屬個人開辦的。至1911年，杭州共有小學堂熱賣177所，中學堂6所，師范、實業學堂23所，高等學堂7所。此外還有一些針對貧民的簡易識字學堂、半日學堂、勸學所等。這一時期，杭州出國留學人員總計不下百人。
受西方和日本民主思想熏陶的一批青年知識分子積極投身於反封建的革命鬥爭，1909年浙江兩級師范學堂教師反對封建禮教的“木瓜戰役”就是其中的重要事件之一。當年任浙江兩級師范學堂監督的是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沈鈞儒，因此，許多思想進步的教員願意到該校任教，從日本留學回國的魯迅就是其中之一。同年冬，沈鈞儒被選為浙江省咨議局副議長，辭去學堂監督的職務。浙江巡撫派夏震武(人稱“夏木瓜”)繼任監督。此人是浙江出瞭名的封建頑固派人士，他認為兩級師范學堂“正學”掃地，必須對該校進行“廉恥教育”，規定在他上任之日，全體教員必須按自己的品級穿戴禮服到會議室迎候，由他率領“謁聖”。魯迅等10餘位教員知道此事後堅決反對，並進行罷教鬥爭。學生也不斷以請願方式給官府施加壓力，以此來支持教員罷教。經過鬥爭，官府隻得重新任命新的監督，鬥爭取得勝利。這場反對封建舊文化、舊禮教的鬥爭，被魯迅先生稱之為“木瓜戰役”。
隨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不斷推進，杭州許多有識之士紛紛參加革命黨，在宣傳革命思想、發展革命力量、組織革命武裝等方面做瞭大量工作。1904年5月，陶成章、張恭等人在杭州召集浙、贛、皖、閩、蘇5省會黨首領，創立革命協會，通過會規，發表《討滿清檄》。1909年革命黨人在西冷橋堍為光復會領袖秋瑾烈士建造墳墓，舉行安葬儀式，並集議重建浙江革命領導核心。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後，革命黨人發動駐杭新軍和巡防營將弁起義，在鐵路工人的大力協助下，於11月5日凌晨迅速占領浙江巡撫署，杭州光復。7日，浙江省軍政府和杭州軍政分府成立，12日，派出部隊參加江浙聯軍，為光復南京作出瞭重大貢獻。中華民國建立後，杭州民眾懷著喜悅心情，於1912年1月15日下午，舉行瞭萬餘人參加的慶祝中華民國成立大會。
辛亥革命的勝利宣告瞭中國兩千多年封建君主統治時代的結束，民主意識逐漸在民眾中生根發芽。然而，由於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在革命前沒有提出反帝反封建的綱領，在革命中也沒有正面反對帝國主義和發動農民這支民主革命的主力軍，僅依靠少數人孤軍作戰，更不必說提出農民所關心的土地問題，因此，它不可能完成近代民主革命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內容的任務，在新建立的政權中，主要職務依舊由封建官吏把持，革命派建立的中華民國政權，也被封建軍閥竊取。盡管革命黨人在杭州光復中建有巨大功勛，可是光復後卻被拒於政權之外，這對缺乏革命經驗的革命黨人來說，意味著又要經歷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鬥爭過程。1912年8月，由孫中山先生創立的中國同盟會改組為中國國民黨，設浙江支部於杭州。同年，杭縣議會成立。1914年2月8日，袁世凱下令解散各地議會和國民黨，杭縣議會和國民黨浙江支部被迫解散。同年7月，革命者又組建中華革命黨，該黨於10月在杭密謀發動反袁事宜，後事泄，30餘人被捕。這些事實說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環境中產生的近代杭州民族資產階級，其軟弱性和妥協性決定瞭這個階級不能擔當起民主革命的領導任務，這樣，領導杭州民主革命的任務就歷史地落在無產階級的肩上。
1915年，以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志(創刊第一卷名為《青年》)出版為標志，在全國范圍內興起瞭一場以民主和科學為旗幟，向封建傳統思想、道德、文化宣戰的新文化運動。這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雖然五四運動前的新文化運動還帶有明顯的局限性，但是，它給封建專制制度及其整個意識形態領域以前所未有的批判，使人們從封建傳統思想的重重束縛中解放瞭出來，從而激發瞭在杭州新式學校學習的知識分子追求真理、追求科學、追求新思潮的熱情。
1919年5月4日，以山東主權問題為直接導火線，積辱多年的中國人民終於爆發瞭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6日，五四運動的消息傳來，杭州學生奮起響應，成立瞭杭州學生聯合會，舉行瞭大規模的集會和遊行示威，尤其是學生們在“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的活動中，促進瞭社會各界的聯合。在五四運動期間，杭州的工人階級表現出高昂的愛國熱情，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本傢進行瞭堅決的鬥爭，鬥爭形式從自發分散向有組織有規模的趨勢發展，鬥爭目的也由經濟鬥爭為主轉向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鬥爭，並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開始登上瞭歷史舞臺。運動中，工人們組織瞭“救國十人團”，與學生一起深入大街小巷進行宣傳，並以罷工的形式聲援學生的正義鬥爭。在工人罷工的影響下，商人也先後罷市，使杭城各店息業、市場關閉、供應中斷。杭州的“三罷”鬥爭，直接威脅地方政府當局和帝國主義在杭州的利益，引起浙江當局的極大震動。
經過五四運動的戰鬥洗禮，杭州人民尤其是知識分子有瞭新的覺醒。1919年下半年，杭州各校進步師生先後出版瞭《浙江新潮》、《錢江評論》、《浙人》等一大批宣傳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特別是《浙江新潮》，它是浙江宣傳新思想的一面旗幟，在全國有20餘處發行點，甚至日本的神戶市也有訂戶。《浙江新潮》後被政府當局查禁，陳獨秀為此專門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高度評價《浙江新潮》，顯示出該刊在當時所具有的影響和地位。以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簡稱一師)進步師生為代表的杭州進步知識分子，對宣傳新文化、新思想和傳播馬克思主義起到瞭重要的作用，使該校成為五四運動以後浙江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一師的學生還成立瞭“全國書報販賣部”和“書報販賣團”，經銷全國各地的進步書刊。一時間《新青年》、《星期評論》等刊物行銷於校內外，各界爭取閱讀，廣為流傳。1920年2月，因浙江地方當局對新文化運動和一師教育改革的摧殘，引發瞭一場震驚全國的“一師風潮”。
工人階級在五四運動中表現出的自覺姿態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使杭州先進知識分子認識到，要改造社會，必須投身於工農勞動者之中。於是，他們紛紛脫下長衫，深入工廠、農村進行調查研究，對工農群眾進行馬克思主義宣傳，促進瞭杭州工農運動的發展。
1920年七八月間，“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會”成立，這是全省最早的現代工會組織，也是全國第一批出現的現代工會組織之一。10月，浙江第一張工人自己的報紙《曲江工潮》在杭創辦。在先進知識分子的幫助下，該會還開辦瞭工人業餘補習學校。1921年和1922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杭州工人舉行瞭規模盛大的罷工遊行和示威等活動。特別是1921年5月280餘傢理發店千餘名工人的罷工風潮，在先進知識分子的參與下，獲得瞭勝利。據不完全統計，從1919年10月到1921年7月，杭州工人的罷工達12次之多。工人鬥爭的政治目的日趨明確，政治覺悟和組織能力不斷提高，為中國共產黨在杭州建立地方組織奠定瞭堅實的階級基礎。
1920年11月，杭州的先進知識分子建立瞭一個名為“悟社”的組織，專門研究社會主義。翌年4月，中共上海發起組成員之一的沈定一在傢鄉蕭山衙前籌辦農村小學時，聚集瞭一批先進青年知識分子，“悟社”成員則是其中的骨幹。他們一面進行馬克思主義學習和研究，一面從事農民運動。經過一段時間的組織和發動，9月27日，衙前農民協會宣告成立，不久，蕭山、紹興、上虞3個縣的82個村也相繼建立瞭農民協會，並於11月27日成立瞭衙前農民協會聯合會。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次有組織有綱領的農民協會，受到陳獨秀、鄧中夏等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衙前農民運動被譽為“全國農民運動歷史上最先發軔者”。
杭州工農革命運動的蓬勃發展，不僅受到黨中央的高度重視，而且也加快瞭中國共產黨杭州地方組織建立的進程。1921年10月，黨中央指派倪憂天和宣中華分別代表杭州工人協會與浙江農民協會，赴莫斯科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1922年4月，成立瞭全省第一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地方組織——團杭州支部，6月擴建為團地委。9月初，在上海、北京黨組織的幫助指導下，中國共產黨杭州小組成立，有黨員3人，於樹德任組長。這是全省建立的第一個地方黨組織，隸屬於上海地方執行委員會兼江浙區執行委員會領導。
中共杭州小組成立後，積極發展黨員，擴大組織。1923年春，黨小組在吸收瞭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和進步工人入黨後，擴建為黨支部。黨支部在宣傳教育和組織領導工農運動等方面做瞭大量工作，初步積累瞭一些經驗，為後來大革命時期黨在杭州的發展創造瞭一定的條件。6月，黨的三大正式通過與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決定後，杭州黨支部傳達和貫徹三大決議，對促成浙江國共兩黨的合作進行瞭部署。不久，杭州20餘名黨團員以個人名義加入瞭國民黨。
1924年3月和4月，國民黨浙江臨時省黨部與杭縣臨時縣黨部分別建立，標志著國共合作在浙江和杭州的形成，在當選的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中，黨團員和國民黨左派占絕大多數。
隨著黨團組織的發展和國共合作在杭州的推進，杭州工人運動蓬勃興起。從1924年2月起，杭州工人開展瞭各種形式的反帝反封建軍閥的鬥爭活動，其中較為突出的是，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和聲援上海工人的五卅運動，充分顯示瞭工人階級的進一步覺醒及其堅強的戰鬥力。在鬥爭中，一大批優秀分子加入瞭中國共產黨。1926年1月，杭州黨支部擴建為中共杭州地委。地委建立後，繼續加強黨的建設工作，不斷擴大黨的基層組織。7月，為配合廣東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的形勢，地委廣泛發動和組織反軍閥的群眾運動，同時遵照上海區委的指示，與國民黨左派一起，共同策動瞭浙江省長夏超響應國民革命、實行地方自治的“浙江獨立”運動。後因獨立運動失敗，地委書記賀威聖和地委委員汪性天被捕後，慘遭殺害。這是杭州最早犧牲的兩位黨的領導人。
1927年2月，北伐軍克復杭州後，在中共杭州地委的領導下，工農群眾運動迅速高漲，黨的組織有瞭新的發展，先後在本省的13個縣建立瞭基層黨組織，黨員總數達3000餘人。杭州總工會在黨的領導下也不斷壯大，從2月至4月，全市相繼建立瞭各業工會260多個，會員達10萬餘人。在工人運動蓬勃發展的同時，杭州郊區和各縣的農民運動也迅速開展起來，各地相繼建立瞭縣級農民協會或農會的籌備會，開展打土豪、分田地的鬥爭，實行“二五”減租，並舉辦農特賣民補習學校。
此時，國民黨右派集團也加緊瞭與帝國主義、買辦資產階級的勾結，著手策劃反革命政變。1927年4月，杭州先於上海發動瞭“四一一”反革命政變，大批軍警分頭包圍瞭國民黨省黨部、杭縣縣黨部、總工會、學生聯合會等公開機關和一些革命者的住宅，進行突擊搜捕。大批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遭逮捕，至1927年6月，隸屬地委的黨員隻剩下1200餘人，白色恐怖籠罩杭州。
但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並沒有被反動派的鎮壓所嚇倒，他們汲取瞭大革命失敗的教訓，繼續勇敢地進行戰鬥。大革命失敗後，根據中共中央決定，1927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在杭州地委的基礎上成立。杭州黨組織在省委的領導下，開始瞭整頓組織和開展武裝暴動的鬥爭。1927年8月至1932年8月，杭州黨組織先後17次重新組建，其中11次是遭破壞後重建，先後用過的組織名稱有：支部工作指導委員會、縣委、市委、中心市委、行動委員會、浙北特委、中心縣委、特支等。特別是1929年4月17日，中共中央作出《浙江問題決議案》，決定暫時取消省委，加強直達地方的巡視工作，劃分六個中心縣委直屬中央。根據這一精神，中央同意杭州成立中心市委，負責14個縣委、3個區委和7個特支(支部)的工作。1932年8月，中共杭州特支被破壞後，黨的組織機構被迫中斷。
從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到1937年7月，全省各地黨組織連續遭到破壞，一批共產黨人、國民黨左派人士和革命群眾陸續被關押到浙江陸軍監獄，計有1512人，其中152人遇難。遇難者中有省委書記張秋人、徐英、卓蘭芳，代理省委書記羅學瓚及14位省委常委、32位各地縣委書記。在監獄殘酷的環境下，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仍頑強堅持鬥爭，留下瞭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共浙江省委和杭州地區的各級黨組織先後發動瞭城區的工人罷工，蕭山、富陽、杭縣西鎮、建德、桐廬畢浦、淳安等地農民的武裝暴動，成立瞭“紅色恐怖團”、“鐵血團’’、暴動隊、農軍等組織。此起彼伏的罷工和暴動，聲勢大、影響深。由於當時黨中央“左”傾盲動主義和冒險主義錯誤的指導，加上敵我力量懸殊等原因，這些鬥爭均告失利，使歷時幾年發展起來的革命力量受到極大的損失，但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和影響已經深入人心。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加緊瞭對華侵略，民族矛盾進一步加深，杭州和全國各地一樣，抗日救亡運動風起雲湧。然而，蔣介石及南京國民政府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不斷“圍剿”中央革命根據地。中國共產黨為瞭在政治上擴大宣傳聯合抗日救國的一貫主張，同時在軍事上牽制一部分“圍剿”根據地的國民黨軍隊，以配合中央紅軍主力進行戰略性轉移，組建瞭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到閩浙皖贛邊區開展遊擊戰爭。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於1934年9月至1935年1月途經遂安、淳安、分水、昌化等四縣，宣傳黨的抗日主張，推動抗日民主運動的發展，用鮮血和生命撒下瞭革命的火種。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為瞭開辟黨在杭州的工作，經中共中央長江局決定，1937年11月初，中共浙江省臨時工作委員會在杭州成立。省臨時工作委員會成立後，為宣傳黨的抗日政策，印刷瞭1萬餘份《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分發到全省各地。不久，省臨時工作委員會遷往金華，繼續領導抗日救亡活動和重建各地黨組織的工作。
1937年12月24日，日本侵略軍占領杭州，人民慘遭蹂躪。為瞭進一步動員和組織一切抗日力量，實現全面抗戰路線，在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形勢下，從1938年初起，中共寧紹特委、金衢特委、浙西特委等先後派遣黨員，在蕭山、富陽、臨安等地發展黨員，恢復組織，開展抗日救亡活動。
隨著廣州、武漢的陷落和汪精衛集團的叛國投敵，國民黨制定瞭“溶共”、“防共”、“限共”的政策，全國抗戰形勢開始逆轉。在此國傢民族存亡之際，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南方局書記周恩來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身份，於1939年3月來浙江視察抗戰前線。在途經淳安、建德、於潛、分水、富陽等地時，做瞭大量的統戰工作，極大地鼓舞瞭當地人民的抗日鬥志。
從1941年起，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到敵占區大中城市開展工作”的指示，中共江蘇省委所屬的上海職員運動委員會和工人運動委員會，蘇皖、浙東、浙西所屬的黨組織，先後派出人員到杭州及各縣開辟黨的工作，發展黨的隊伍，重建黨的組織。共建立瞭2個地委、1個中心縣委、4個縣委、8個縣工委，同時還派出特派員5名。這些地方組織以靈活多變的形式，領導杭州各縣人民與敵展開占領與反占領、奴役與反奴役的艱苦鬥爭。與此同時，新四軍蘇浙軍區、浙東縱隊遵照中央指示，深入敵後開展遊擊戰爭，開辟瞭天目山和富春江以南地區的抗日根據地，建立瞭臨安、餘杭、富陽及江南的路西等4個縣的抗日民主政府，使地方抗日武裝得到瞭進一步發展。在城區，1943年5月，隸屬於浙東區黨委的中共杭州市臨時工委成立。臨時工委堅持黨在淪陷區的工作方針，通過黨員各自的社會關系，以公開職業為掩護，在各業職工中廣交朋友，宣傳黨的抗日主張，開展抗日鬥爭。
1945年8月，抗日戰爭進入全面反攻階段。為配合反攻，杭州的共產黨員將搜集到的日偽軍、政、警、特機關以及部隊的情報，及時繪制成地圖送新四軍蘇皖區黨委，並做好接應新四軍收復杭州的準備。
抗日戰爭勝利後，遵照中共中央“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浙東區黨委在奉命北撤的同時，派出幹部充實杭州市臨時工委的力量。1946年春，市臨時工委改名為中共杭州市工委，其隸屬關系也於1947年5月劃歸中共中央上海局領導。不久，組織形式改變，建立黨的特派員制。10月改屬上海局外縣工作委員會領導。1948年12月後，中共上海局決定恢復杭州市工委建制，至1949年2月，有黨員140名左右。
1946年6月，中共上海局青年組為瞭開辟國統區的第二條戰線，派員來杭，加強黨對學生運動的領導。1947年10月，於子三事件發生，在中共上海局領導下，由杭州迅速擴展到上海、南京、北平等20多個大中城市，形成全國性“反迫害、爭自由、求生存”的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運動。12月，以浙江大學黨支部為基礎，建立瞭中共杭州工委，至1949年2月，有黨員120名左右。
1947年6月，隨著解放區正面戰場由戰略防禦轉向戰略進攻，在杭州各縣堅持國統區鬥爭的蘇浙皖革命武裝遵照中共中央“開展蔣管區農村遊擊戰爭”的指示，不斷組織外線出擊，進行遊擊戰爭。金蕭工委和皖浙工委在擴大遊擊根據地的鬥爭中，先後在杭州地區建立瞭縣工委和特派員機構7個、縣民主政府3個，辦事處7個，區鄉政權27個。各縣還相應建立瞭地方武裝，在配合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杭州地區的軍事行動和保衛人民政權中，起到瞭積極作用。
1949年1月，國民黨政府當局不甘心失敗的命運，下令組織應變，企圖破壞在杭州的重要設施，搬遷重要工廠和學校。3月，中共上海局根據新的形勢和任務的需要，派外縣工委書記林楓來杭，將杭州市工委和杭州工委合並，成立中共杭州市委。市委一建立就發出“反破壞、反遷移，保衛城市，迎接大軍解放”的指示，組織專人搜集杭州的政治、經濟及軍警特等情況，秘密轉報華東局城工部。同時，迅速開展護廠、護校、保護錢塘江大橋、保護城市重要設施和開展對國民黨軍特人員的策反工作。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解放瞭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中心南京，並迅速向南追殲逃敵。5月3日，杭州解放。此時，共有地下黨員386名。11日，中共浙江省委作出《關於結束前杭州市委工作，成立新市委的決定》；24日，杭州市人民政府成立；29日，杭州地區各縣全部解放。
至此，杭州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經過27年的浴血奮戰，無數優秀兒女獻出瞭寶貴的生命，終於迎來瞭杭州的解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杭州人民從此走上瞭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新征程，杭州的歷史翻開瞭嶄新的一頁。
[責任編輯：何宣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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